报告称4月中国新房找房热度升一成 武汉居前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北京4月29日电 (记者 庞无忌)58同城、安居客29日发布2020年《4月国民安居指数报告》显示,4月份中国房地产市场回暖明显,全国找房热度环比上涨10.9%,其中武汉新房找房热度居前,环比上涨三成。

  分各线城市看,4月份一线城市找房热度环比上涨9.0%,二线城市找房热度环比上涨12.0%,三四线城市找房热度环比上涨10.5%。在一线城市中,深圳找房热度环比上涨21.8%,涨幅最高。

  当月,全国各重点城市中,宜昌、武汉找房热度环比上涨32.1%和30.0%,名列找房活跃城市排行前列,其它城市为乌鲁木齐、深圳、银川和昆山。来电量和主动在线微聊用户数也印证这一情况。从4月份用户来电增长情况来看,武汉以160.3%环比涨幅排名第一。当月,全国主动微聊用户环比上涨2.9%,其中武汉以环比涨幅42.5%位列第一。

  从当月房价来看,4月份,67个受监测城市新房在线均价为每平方米16605元(人民币,下同),环比下跌0.37%。其中,深圳新房在线均价为每平方米52067元,北京、上海新房在线均价分别为每平方米49786元和48388元。

  新一线城市中,杭州新房在线均价为每平方米30817元,超过广州的每平方米28978元。4月份,城市新房在线均价环比涨幅前五位的城市分别为南宁、珠海、沈阳、三亚和汕头,其中南宁环比增幅最高达到4.2%,其次为珠海环比涨3.8%。

  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分院院长张波指出,“房住不炒”依然是2020年楼市调控的主基调,官方进一步强调了楼市稳定的重要性。值得关注的是,楼市回暖的速度的确在加快,一线城市中沪深两地出现了部分项目热销;土地市场上,包括厦门在内的部分城市也拍出高价地块。但总体来看,个别城市部分项目热销以及部分地块受热捧,并没有改变楼市整体稳定的节奏。(完)【编辑:叶攀】

核酸检测市场引巨头抢食 价格有望大幅下调

文章来源:证券日报网

    阿里巴巴昨日宣布,联合美年大健康天猫旗舰店等3家合作伙伴开通新冠核酸检测团体预约绿色通道

    记者 张敏 何文英

    核酸检测的应用市场进一步扩大。

    4月19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期间新冠病毒检测有关工作的通知》(简称《通知》),对各地提升新冠病毒实验室检测能力、依法依规开展新冠病毒检测提出了新的要求。目前,包括北京、深圳、黑龙江、河南等多地开始落实通知要求,陆续开放面向社会公众的新冠病毒检测。

    业内人士向《证券日报》记者透露,核酸检测应用范围的扩大,将助力相关上市公司业绩增长。在上述消息的刺激下,同花顺数据显示,自2月3日以来,截至4月27日,13家体外诊断概念股区间涨幅超30%。其中达安基因等4家公司区间涨幅超60%。

    价格是影响产品市场销售总额的关键指标。4月26日,湖北省医保局发文称,该省新冠病毒检测试剂集中采购拟中选结果公布,核酸检测试剂盒拟中选价平均降幅80%。

    “现在市场价格都是透明的,如果湖北省核酸检测试剂盒降价,其他省市也有望跟上。”北京鼎臣医药管理咨询中心创始人史立臣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疫情以来,核酸检测产品的价格水涨船高。此次降价幅度较大,但也要关注到企业降价的起点价格是多少。此外,抗击疫情已经进入下半场,国内的核酸检测主要应用是预防为主,这也导致核酸检测应用范围扩大,再加上海外市场需求激增,核酸检测企业受益还将持续。

    战“疫”的下半场

    4月26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就加强医疗防控物资出口质量监管工作情况举行的发布会上,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监管司副司长王树才表示,目前共批准30个新冠病毒检测试剂,日产能达902.5万人份。

    《证券日报》记者从国家药监局网站查询获知,截至4月27日已批准注册的新冠病毒检测产品共31个,其中核酸检测试剂19个,抗体检测试剂11个。随着海外疫情的发展,多家上市公司的核酸检测产品已经走向海外。

    圣湘生物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海外疫情蔓延,公司陆续接收到来自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紧急采购需求。”

    4月17日,三诺生物公告称收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简称“FDA”)的通知,公司产品新型冠状病毒抗体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获得美国市场准入。三诺生物董秘黄安国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FDA于2020年3月16日发布的政策,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抗体检测试剂,企业按照要求提供相关资料并收到FDA的确认便可获得美国市场准入。不过FDA更注重产品的事后监管,一旦出现问题将被罚得倾家荡产,因此企业如果对自身产品没有足够信心不会轻易申请在美国上市销售。”

    核酸检测范围的扩大也助推了相关上市公司的业绩。例如,硕世生物发布的第一季度业绩报告显示,由于新冠检测试剂销量激增,公司1月份至3月份实现营业收入2亿元,同比增长276.21%。公司预测2020年1月份-6月份的累计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将有较大增长幅度。

    互联网电商平台加入

    随着核酸检测范围的扩大,多家互联网电商平台也加入了抗疫下半场。

    记者从阿里健康处获悉,阿里巴巴4月27日宣布,联合美年大健康天猫旗舰店、爱康国宾天猫旗舰店及迪安健检天猫旗舰店等合作伙伴开通新冠核酸检测团体预约绿色通道,帮助中小企业复工复产。4月24日,阿里旗下聚划算百亿元补贴再出手,上线“新冠核酸检测”服务,补贴后最低价只要99元。

    4月24日,美股上市互联网医药健康平台1药网携手第三方医疗检测机构—艾迪康,在13座城市推出新冠核酸检测预约服务,24小时内可以拿到电子报告。

    在业内人士看来,互联网平台分别与体外诊断公司展开合作,通过线上预约,然后到指定点采样,最大化方便检测的便利性,对提升检测量有重大的提升。

    价格是普通人群是否进行核酸检测考虑的因素之一。据记者梳理发现,多地针对核酸检测等价格进行了公示,价格在60元至260元不等。例如,江苏省医保局4月8日发布《关于新增、完善部分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通知》,其中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抗体检测(包括总抗体、IgM、IgG),价格为80元/项;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PCR法),价格为240元/次;患者住院期间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收费最高不超过480元/人。

    不过,在集中采购的趋势下,价格有望下调。

    4月26日,湖北省医保局发布《湖北新冠病毒检测试剂集中采购拟中选结果公布核酸检测试剂盒拟中选价平均降幅80%》。

    上述文章显示,本次参加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和新型冠状病毒抗体(IgM、IgG)检测试剂盒集中采购的企业共19家,拟中选企业6家,其中,核酸检测试剂盒4家,抗体检测试剂盒2家。拟中选结果显示,核酸检测试剂盒拟中选价与2020年3月底全省平均采购价相比,降幅81%;抗体(IgM、IgG)检测试剂盒拟中选价与2020年3月底全省平均采购价相比,降幅72%。按照目前该省单日最大8.9万人份核酸检测量统计,仅核酸试剂盒采购价格的下降每日可节省医疗费用800万元。

    “核酸试剂盒只是检测费用的一个组成部分,核酸检测还包括其他多个环节,这也是要收费的。”史立臣向记者表示,是否能从整体上降低核酸检测的成本,还需观察。

春节后第12批中央冻猪肉储备投放完成 成交7942吨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4月28日电 据国家发改委网站消息,为增加猪肉市场供应,4月23日下午,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华商储备商品管理中心顺利组织了春节后第十二批中央冻猪肉储备投放,共成交7942.21吨,平均成交价为22842.84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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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重庆市一家超市出售市政府投放的储备冻猪肉。中新社记者 周毅 摄

  截至目前,春节后共投放十二批中央冻猪肉储备,对鲜猪肉价格形成了有效引导,2月中旬以来鲜猪肉价格呈持续回落态势。今后一段时间,国家发改委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组织竞价投放中央冻猪肉储备。【编辑:吉翔】

社科院报告:24个核心城市综合房价超去年最高价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社科院报告:24个核心城市综合房价超去年最高价

  中新网客户端4月27日电 (彭婧如)27日,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住房市场月度发展分析报告》称,3月份,全国24个核心城市综合房价超过2020年春节前的水平,同时也高于2019年全年最高房价,但是要低于2018年中的房价水平。【编辑:刘欢】

一季度31省份居民收入榜出炉:上海19621元居首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客户端4月24日电(李金磊)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31省份2020年第一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天津、广东、福建这7省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万元。上海以19621元居首。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指居民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

【编辑:孙静波】

统计局:4月中旬生猪价格每千克34.1元 环比降0.9%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4月24日电 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据对24个省(区、市)流通领域9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2020年4月中旬与4月上旬相比,29种产品价格上涨,18种下降,3种持平。其中,生猪(外三元)价格为34.1元/千克,环比降0.9%。

20204月中旬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变动情况

产品名称单位本期价格(元)比上期
价格涨跌(元)
涨跌幅 (%)
一、黑色金属
螺纹钢(Φ16-25mm,HRB400E)3572.841.61.2
线材(Φ6.5mm,HPB300)3686.428.80.8
普通中板(20mm,Q235)3682.5-1.60.0
热轧普通薄板(3mm,Q235)3483.326.90.8
无缝钢管(219*6,20#)4367.5-15.6-0.4
角钢(5#)3717.3-23.7-0.6
二、有色金属
电解铜(1#)42115.31803.24.5
铝锭(A00)12039.2468.34.0
铅锭(1#)14061.743.50.3
锌锭(0#)16052.7420.02.7
三、化工产品
硫酸(98%)111.7-8.3-6.9
烧碱(液碱,32%)522.8-14.7-2.7
甲醇(优等品)1665.257.93.6
纯苯(石油苯,工业级)3548.7645.322.2
苯乙烯(一级品)5268.7391.68.0
聚乙烯(LLDPE,7042)6935.4570.29.0
聚丙烯(T30S)8956.21410.818.7
聚氯乙烯(SG5)5489.4117.52.2
顺丁胶(BR9000)7757.5248.23.3
涤纶长丝(FDY150D/96F)5558.372.61.3
四、石油天然气
液化天然气(LNG)3160.4-38.2-1.2
液化石油气(LPG)3235.6410.914.5
汽油(95#国VI)5500.353.71.0
汽油(92#国VI)5214.556.01.1
柴油(0#国VI)5428.7100.41.9
石蜡(58#半)5660.00.00.0
五、煤炭
无烟煤(洗中块)940.0-60.0-6.0
普通混煤(4500大卡)421.7-9.0-2.1
山西大混(5000大卡)466.7-11.9-2.5
山西优混(5500大卡)531.7-9.0-1.7
大同混煤(5800大卡)561.7-9.0-1.6
焦煤(主焦煤)1360.0-28.6-2.1
焦炭(二级冶金焦)1548.3-14.6-0.9
六、非金属建材
普通硅酸盐水泥(P.O 42.5袋装)484.6-10.1-2.0
普通硅酸盐水泥(P.O 42.5散装)424.6-5.0-1.2
浮法平板玻璃(4.8/5mm)1419.9-112.6-7.3
七、农产品(主要用于加工)
稻米(粳稻米)4035.376.41.9
小麦(国标三等)2461.333.01.4
玉米(黄玉米二等)1949.124.41.3
棉花(皮棉,白棉三级)11569.9222.52.0
生猪(外三元)千克34.1-0.3-0.9
大豆(黄豆)4821.773.41.5
豆粕(粗蛋白含量≥43%)3123.6-77.6-2.4
花生(油料花生米)9716.7142.91.5
八、农业生产资料
尿素(小颗料)1802.416.00.9
复合肥(硫酸钾复合肥,氮磷钾含量45%)2425.00.00.0
农药(草甘膦,95%原药)20625.0-503.6-2.4
九、林产品
天然橡胶(标准胶SCRWF)9818.2220.32.3
纸浆(漂白化学浆)4120.313.70.3
瓦楞纸(高强)3281.816.20.5
注:上期为2020年4月上旬。

【编辑:于晓】

武汉“解封”了,经济还好吗?重启有多难?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武汉经济重启之路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贺斌

  发于2020.4.20总第944期《中国新闻周刊》

  在“封城”76天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最严重的武汉4月8日正式“解封”,按下重启键。

  政府的招商引资也随着“解封”同步开展。4月8日,武汉举办2020年首场“云招商”,当天共有69个项目签约,涉及智能制造、生物医药、金融保险、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总金额达2451亿元。其中,11个总部项目落户武汉。

  早在一个月前,随着每日新增确诊病例逐渐减少,直至清零,当地决策者已渐渐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重启,企业复工复产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3月11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发布通告,提出武汉市涉及保障疫情防控必需、公共事业运行必需、群众生活必需、农业生产必需以及其他涉及重要国计民生的企业可以复工复产。此外,对全国、全球产业链配套有重大影响的企业,在防控措施到位、防控责任落实的前提下,按程序批准后可以复工复产,春节以来未停工停业的企业可以继续生产。

  延迟的复工

  作为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供应链一级供货企业,东顺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成为幸运的第一批复工企业。

  拿到同意复工的通行证后,3月12日一早,该公司负责人何伟回到了因疫情封闭一个多月的工厂,发送了一大车年前库存的产品。“光快递费就花了29900元,几乎是平时价格的5倍。”

  但何伟依然感到庆幸,“幸好我们是3月11日第一批复工,如果再晚十天,那才是掉得大(武汉话,意为“有大麻烦,更大损失”)。”

  相比2008年遭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在这次疫情来临时,何伟才真正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我不怕封闭,怕的是解封的先后时间差。我们和同行业厂家复工时间不在一个起跑线上,那将是致命的打击。”何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并非杞人忧天,就在疫情期间,温州一家厂商因为能够及时提供产品,拿走了本来应是东顺的订单。

  疫情严重,武汉当时几乎全部力量都扑在抗疫上,复工的日期一再延迟,从不早于2月13日24时,延迟到2月20日24时,再到3月10日24时。武汉市汉南区政协的韩乐明(化名)坐不住了,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一直同企业打交道的韩乐明,深知这么长时间不复工,对于企业意味着什么。“那时候听说有30%~60%的企业已经拿不到订单要关门了。”

  韩乐明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他正在社区下沉抗疫,分身乏术,于是建了一个微信群,找来开发区内的几家企业,了解他们的需求。在大家反映的问题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订单流失。

  彼时,武汉大学新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罗知正在做一项针对湖北特别是武汉民营企业的问卷调查,从收上来的573份问卷中分析出的结果令人担忧——疫情期间有97.21%的企业完全停产或者部分停产,近五成企业濒临破产,在不复工或者产能不恢复的情况下,57.59%的民营企业最多坚持三个月,有超过七成的企业存在资金紧张和经营成本上升的困境,超过五成的企业存在缺乏防疫物资、房租压力过大和员工流失的问题,还有四成的企业反映市场已经被抢占。

  韩乐明将自己了解的情况,反馈给开发区内的几大产业园,却被对方惊诧反问,“都什么时候了,还考虑这些?先把疫情控制住再说吧。”而罗知则通过武汉市工商联,将自己的调研结果提交给湖北省和武汉市的政府部门,调研报告一针见血,“如果到3月底还不复工,中小企业可能会死掉一半。”

  在严峻的疫情形势下,湖北省和武汉市都不敢松口让企业复工。直到3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武汉考察疫情防控工作,并提出“启动分区分级、分类分时、有条件的复工复产”要求后,第二天湖北省才发布通告,将武汉首批四类企业复工复产的日期定在了“不早于3月10日24时”。

  何伟终于拿到了开发区的复工复产批复,以及第一批11个人、第二批28个人的复工通行证。

  3月11日,汽车零部件产业园的领导来到公司,检查防疫设施,再次向何伟强调了责任。何伟当然知晓其中的利害,但不复工企业只有死路一条。他反复精简,在保证产能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减少复工人员,保洁和餐食都由员工自己做,技术人员在线办公。一切就绪,真正开始复工复产,已经是3月15日以后了。

  在东顺的车间里,为了保证工位距离,一半的车床都没启用,在角落的地上,堆着一摞一摞的厚纸壳,何伟解释说,附近的宾馆不接待企业,园区内的宿舍又满足不了单人单间的需求,只能让工人们在车间打地铺。刚入春的武汉,气温还很低,出于安全考虑,车间内不能开空调,何伟最担心的就是有工人感冒,那样可能整个生产都得停下来。

  按照原计划,春节假期后就该正常上班,汽车企业讲究个开门红,作为上游的供应链企业,自然不能掉链子。因此,早在年前何伟就囤了大量的原材料,正常情况下,是按照计划订单1.6倍准备原材料,他囤了2.6倍,也正是这个决定,让他在复工后得以运转了一个月,直到物流正常恢复。

  比起中小企业对复工的渴盼,一些规上企业尽管很早就获得了复工批复,但并不敢过快推进复工进程。

  “复工率并不意味着复产率,很多复工企业未必满负荷生产。”在韩乐明看来,影响复产率的因素很多,人员到岗率低、订单减少、物流成本增大等都是重要原因。

  而早在3月11日获批复工复产的东风本田,直到4月6日才进入满负荷生产状态。据武汉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微“武汉发布”消息,3月23日,东风本田三家工厂同步投入生产,均采用“双班制”,每班时间为9.5小时,日产量达到了疫情之前的3000辆以上。

  此时,产业链上下游供应商、经销商才真正实现了全面复苏。目前,东风本田及旗下500多家一级供应商开工率已经达到100%,550余家汽车4S店也已经全线复工。

  实际上,关于复工,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光谷生物城)建设管理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钱德平也经历了一段忐忑的历程,他将生物城的复工复产分为四个阶段。

  早在春节期间,一些防疫物资生产企业和核酸检测生产企业就陆续回来复工。2月10日~15日,受农时影响,一些做育苗、肥料和添加剂的农业企业相继复工。随后,一些科技攻关和疫苗生产企业陆续复工。最后是一些和防疫有关,但并非特别紧密的企业,有些实验项目正在进行,如果不复工,很可能实验数据丢失,前功尽弃。特别是一些实验室的动物,在春节期间设置的自动投喂功能仅满足几天需要,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计划,实验动物濒临饿死。

  “企业复工意愿很大,每天都有大量的申请,但不可能都批复,最怕员工投诉。”钱德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按照湖北省和武汉市抗疫指挥部的要求,四类企业不早于3月10日24时,其他企业不早于3月20日24时复工,在此之前复工,一些员工出于安全考虑,复工意愿不高。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求企业必须和员工协商好,解决员工食宿和交通等后顾之忧。

  困扰员工通勤的交通问题逐步得到解决。3月25日,117条公交线路恢复运营,3月28日,6条地铁线路恢复,4月8日,包括出租车和轮渡在内的市内交通基本恢复正常。

  何以兴汉?

  3月31日,江苏吴中集团旗下“第一工园”以1.362亿元摘得武汉2020年001号地块,计划开发建设“第一工园-武汉智联创星中心产业园”项目,是服务于智能制造、物联网、大数据的主题产业综合体。

  与此同时,在武汉市洪山区青菱工业园,项目负责人、江苏吴中集团武汉星汉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项目总经理吴江正和地勘人员沟通现场勘测。“我们这个地块离长江很近,汛期是不允许钻探、施工的,所以必须抢在5月份之前,完成野外作业这套流程。”吴江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道。

  据吴江介绍,因为疫情的原因,该地块的竞拍已延迟过两次。在延迟期间,第一工园在做一些前期的招采准备的同时,也将招商工作前置,在土地中标后,4家意向企业也将网上签约。

  尽管疫情让少数投资者持观望态度,但并没有打消企业的投资热情。在吴江看来,武汉是个特别的地方,不但大学和科研机构、大院大所较多,产业的门类也非常齐备,有传统的钢铁化工,也有汽车产业、通信和光电子产业,以及生物医药产业。“在产业发展上,武汉不偏科,综合实力非常强”。

  “我们常说,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武汉产业结构的多元化,使得面对疫情时,武汉的经济并没有全面衰退。”在湖北省楚商联合会副秘书长王涛看来,尽管经济停摆使得制造业和服务业遭受重创,但开埠以来活跃的商贸,新中国成立后以武钢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业,以及近几年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和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三大国家级开发区所对应的新经济产业,让武汉经济的弹性和韧性相对更强,即使某个行业受影响比较大,其他行业也能对冲其影响。比如在此次疫情中,光谷生物城的很多医药生物技术类的企业不但没有停工,反而加速生产,孕育着新的机遇。

  王涛提议,将国家新冠肺炎疫苗的研发生产放在武汉,一方面武汉是疫情的中心,有大量病例和样本;另一方面武汉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较快,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和研发配套优势,他准备将这一提议提交给国家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然而,封城期间,武汉大部分企业停工停产,对经济的正常运行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冲击。目前官方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数据,但罗知做过一个预测,停工停产造成的损失是一方面,即使封城结束,整个城市从启动到恢复正常运转也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在此期间,城市的各个组成部分不可能是全负荷运转,GDP的损失还将持续。

  罗知和她的课题组从停工停产期的GDP损失、复工期的服务业损失、复工期的制造业损失、需求端萎缩造成的制造业损失等四个方面,来估计新冠肺炎疫情对武汉GDP造成的总体损失。

  GDP的构成分为居民最终消费、政府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在罗知看来,停工停产期间,这四个部分必然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她分别从乐观、中观和悲观来预测,经过乘数修正后,武汉停工两个月意味着停工期间的GDP损失在乐观情况下是2418.18亿元,在中观情况下是3084.40亿元,在悲观情况下是3417.5亿元。

  即使解封之后,随着复工开始,武汉的制造业也难以出现超速增长的情形,特别是全面复工不等于制造业销售额的全面恢复,这是由于需求端的萎缩造成的。罗知分析,目前武汉企业面临的需求端萎缩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停工期间的市场被外地企业抢占;二是全国由于停产停工导致整体需求下降;三是由于疫情在全球扩散,导致全球需求萎缩。

  “现在的冲击实际上是供给侧冲击加需求侧冲击,供给侧冲击其实在前期会比较严重一点,因为很多地方停工,而供应链和产业链没有恢复,所以我们看到的绝大部分是供给侧冲击。”罗知说,但随着全面复工,未来供给的冲击会越来越少,但是需求侧冲击可能是长期的影响。

  在罗知看来,武汉经济要发展,投资拉动显然是见效快的方式,无论是铁公基还是新基建,都能快速拉动GDP增长。

  4月10日,武汉市召开重大项目建设推进会,以视频连线的方式,集中开工100个重大项目,涉及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现代服务业等重点产业,总投资达1865.7亿元。

  在各地此轮的重点项目投资中,新基建成为热门话题,今年烽火通信也利用在整个产业链和芯片方面的优势,在全球最大的中国移动5G承载网络项目SPN建设中,获得了大概31%的份额,该项目总规模超过百亿元。

  然而,武汉市在去年军运会中耗费大量财力,今年又在疫情中受到重创,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2月,武汉市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538.55亿元,下降31.8%,何来财力投资新基建?

  对此,《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由于新基建的产业特性,目前大多由央企负责。比如5G的建设,主要是三大运营商自己投资,而特高压建设由国家电网投入,高铁建设则主要由中国铁路总公司负责,因此,一般不会因为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受到影响。

  除了投资拉动,多位专家认为,今年武汉的财政收入,或通过中央转移支付,或加大土地财政,方能扭转。就在江苏吴中集团拿下武汉市001号地块的当天,武汉市共成交了10宗挂牌地块,成交面积120.74公顷,金额108.53亿元。其中,房地产用地7宗,面积106.74公顷,金额106.96亿元,工业用地3宗,面积14公顷,金额1.57亿元。

  然而,要实现财政收入的可持续增长,单靠土地财政显然不够。以青菱工业园为例,目前有企业1823家,去年税收才3亿多元,大部分来自房地产项目税收。“房地产项目只是一锤子买卖,从长远来看必须要发展工业,引来优势企业,创造良好税收。”青菱工业园管委会副主任金桥说。

  然而,受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的约束,武汉目前的三大开发区土地已经趋于饱和,很多企业进不到开发区内。3月12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公布8个试点地区,武汉并不在其中。

  “政府是否可以向中央申请增加武汉作为试点城市,这样就可以通过置换的方式保护耕地红线,加大武汉的建设用地总指标,从而增强武汉市政府土地管理的灵活性,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率和配置效率?”罗知认为,此举将有利于工商业土地资源紧张状况的改善,也将降低企业的用地成本,增加武汉的投资吸引力。

  当务之急救民生

  尽管作为一项建议提出,罗知其实并不推崇拉动GDP的短期政策,在她看来,即使加大投资力度,让GDP快速增长,也依然无法改善因为疫情带来的“破产潮”和“失业潮”后果。

  在武汉日益提速的复工复产中,餐饮服务行业复工复产依然遥遥无期,只有一些大的连锁餐饮机构开放了外卖。一位武汉的餐饮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或许餐饮行业真正解禁需要到5月中旬以后,而且几乎不可能会出现报复性消费。而这其中,房租成本、员工薪酬成本等都是企业的大块支出,他打算5月份开放外卖业务,缓解一部分压力。

  王涛也承认报复性消费不太可能存在:“疫情期间,武汉人心中的弦一直紧绷着,至少相当长一段时间不敢在外聚餐。同时,企业损失惨重,负债累累,员工工资将是不可承受之重,市民消费也趋于紧缩。”

  不久前,来自武汉近100家中小微餐饮企业联合向武汉市委市政府发出求救函,称2019年武汉95%的中小微餐饮企业全年处在亏损或微亏临界状态,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武汉中小微餐饮企业生存已达极限值的最低点。在求救函中,这些餐饮企业提出几条举措,包括减免房租、贷款担保贴息、员工补贴和发放消费券等。

  不只是餐饮企业,一些中小企业复工遥遥无期,现金流难以为继,纷纷破产倒闭。破产带来失业,带来消费的萎缩。即使没有失业,一些民营企业也纷纷降低了薪酬。而长期严格的小区管控,也让很多靠拉业务提成的市场部门员工难以真正复工。一位负责市场开拓的武汉人坦言,最近两个月只能拿到微薄的底薪。

  “即使GDP数据再好看,如果老百姓发现身边的人已经纷纷失业,也会对武汉经济失去信心。”罗知表示,当务之急,政府应将经济重心放在民生领域,一方面保企业,减少破产率和失业率;另一方面促销费,通过刺激政策拉动消费,提振信心。

  此前,有专家建议采用发放消费券方式,带动消费。对此,罗知算过一笔账,按照武汉常住人口1400万来算,如果每人发放1000元消费券,即投入140亿元,将拉动市内消费239亿元。

  除了消费券,罗知建议改革武汉的公积金制度,允许自由提取,以增加消费能力。按照目前武汉公积金政策,使用过住房贷款后就不允许再提取,直到退休。“这是不公平的,我自己的钱,为什么不能提取?”罗知反问,如果担心挤兑,可以规定公积金必须留一定比例在账户中。

  真正让老百姓有持续的消费能力,必须保住就业,保住企业。对此,一些民营企业提出,通过补贴的方式,缓解现金流压力,或在金融政策发力,融资政策多向中小微企业倾斜。

  韩乐明则认为,补贴企业难以实现公平,极易出现马太效应,不如对产业进行补贴,按生产规模固定补贴额度。

  截至4月10日,武汉市经信委已发布六版《武汉市应对疫情惠企政策汇编》,收录中央到省、市、区各级政策,以及政策实施细则共116条,但多个企业向《中国新闻周刊》反映,很多政策或是暂时无法落实,或是难以产生实际效果,收效甚微。而且这么多的政策企业也来不及一一研究。

  何伟倒是研究了其中一些惠企政策,发现很多政策都没有量化,企业无所适从,比如社保减免的政策,整个2月份没有复工,是否应该减免?3月份有一半时间没有复工,如何减免?此外,新的贷款优惠利率,中小微企业需要怎样的条件才能享受?

  值得欣慰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复工复产,一些前期暴露的问题也渐渐迎刃而解。采访三周后,当《中国新闻周刊》再次回访,何伟高兴地回复,东顺获得了300万元的信誉低息贷款,“资金问题解决了”。

  在官方渠道之外,企业还应抱团自救,共渡危机。这些年,“楚商”资源和校友资源在武汉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王涛看来,作为一个古老商帮,楚商崇文尚智,善于吃苦,有创新意识,这几年尽管有所发展,但和浙商、闽商等商帮相比还是有差距,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善于抱团。

  “疫情发生以来,湖北人、湖北企业遭受巨大损失,作出了巨大牺牲,无论在湖北还是省外,抱团发展,才能抵御更大的冲击。”王涛说。

  《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14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编辑:于晓】

北京拟放宽市场租房补贴申请条件 提高补贴标准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北京4月10日电 (记者 于立霄)4月10日,北京市住建委发布《关于调整本市市场租房补贴申请条件及补贴标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放宽市场租房补贴申请条件,提高补贴标准,进一步加快解决城镇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完善住房保障制度。

  征求意见稿提出,放宽家庭人均月收入申请条件,市场租房补贴收入申请条件,由家庭人均月收入不高于2400元调整为不高于4200元,家庭住房和资产条件保持不变。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将大幅度提高补贴标准并分六档补贴。市场租房补贴标准考虑本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财政承受能力、房屋市场租金水平等因素,根据保障家庭人口结构和收入水平,分六档确定。

  除怀柔、平谷、密云、延庆外的其他区,2人及以下户最高补贴标准2500元,最低补贴标准1000元;3人及以上户最高补贴标准3500元,最低补贴标准1200元。怀柔、平谷、密云、延庆四区市场租金水平较低,市场租房补贴标准按全市标准的60%确定。

  同时,北京将加大部分家庭市场租房补贴力度。家庭成员中有重度残疾人员或患重大疾病人员以及家庭成员均为60周岁以上老人且无子女的,依申请可提高一档市场租房补贴标准。

  东城区和西城区家庭租赁城六区以外的房源,且房屋租赁合同依本市规定办理租赁备案登记的,可提高两档市场租房补贴标准。上述家庭提高后的租房补贴标准不超过本市确定的最高补贴标准。

  从4月10起,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欢迎社会各界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反馈意见邮箱:zbbfzghc@126.com

  此次政策实施后,北京将进一步加强市场租房补贴发放管理,定期开展市场租房补贴家庭的资格复核和动态监管,重点对家庭人口变化、实际租住情况等进行核实,防范骗租骗补行为发生。(完)【编辑:刘欢】

等待政策最终敲定 禁野令下东北林蛙养殖业何去何从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3月12日,民政部发布通告称,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违反“社会团体的分支机构不得再设立分支机构”的规定,对其做出警告的行政处罚,并裁令其撤销蛙类养殖专业委员会等9个三级机构。

  被撤销的蛙类养殖专业委员会,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旗下二级机构保护繁育与利用委员会下属的分支机构,成立于2006年,原名蛙类专业委员会,2019年3月才更改为现名。

  2月16日,蛙类养殖专业委员会在其微信公号上推出一篇题为《野生动物养殖是人类祖先的伟大创举》的文章,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批判者认为,在疫情严峻之际文章鼓吹养殖、食用野生动物,这种做法不合时宜。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随后就此发文致歉,并表态撤销蛙类养殖专业委员会。

  “人养蝌蚪天养蛙”

  东北林蛙也叫“雪蛤”,生长在东北地区。每年冰雪时节,东北林蛙需要在水下冬眠100多天,它被视为集药用、滋补和美容于一体的名贵蛙种。过去50年来,东北林蛙养殖业发展迅猛,成为蛙类养殖行业的主力军。

  与很多生活在东北林区的人一样,黑龙江伊春人王宪斌很小就捕食东北林蛙。“我们祖辈都抓,当副食吃。”在王宪斌记忆里,上世纪70年代,一只东北林蛙可以卖5毛钱,在当时是不小的数字。那时候没有禁捕令,被疯狂捕捉的东北林蛙,到上世纪70年代末就已濒临灭绝。

  在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的背景下,人们开始探索东北林蛙养殖。与公众熟知、可以圈养的牛蛙相比,东北林蛙养殖的难度很大。

  “东北林蛙的生理特点和生活习性相当特殊。它在水下冬眠时用皮肤呼吸,如果没有活水供氧,会窒息而死。而它的皮肤保水功能弱,在湿度不够的环境下,也容易因为失水而死亡。”吉林市朝亮长白山林蛙养殖场老板张朝亮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东北林蛙对温度、湿度、食物、越冬条件等要求苛刻,人工难以完全模拟它需要的生存环境。

  此外,东北林蛙有春季上山到林中生活、秋季下山到水中越冬的习性,难以在完全封闭和人为干预的条件下成活。

  为此,从上世纪70年代,一些养殖户尝试利用天然林环境养殖东北林蛙,逐渐形成了人工管理与野生放养相结合的半人工养殖模式。养蛙人利用人造水池或天然水域孵化蛙卵、喂养蝌蚪;蝌蚪成蛙后,将其放归山林生长,待其秋季下山越冬时,再行捕捉回收。这种半人工养殖模式,被形象地概括为“人养蝌蚪天养蛙”。

  但即便是半人工养殖,东北林蛙对养殖环境的要求也很苛刻。养蛙人需要承包植被条件好、水源充足的天然栖息地,利用自然的沟系来进行养殖。

  东北林蛙养殖的真正普及,始于上世纪90年代。以吉林省和龙市为例,该市1991年在林区开始人工养殖东北林蛙,养殖数量为6万只。1997年,养殖在全市形成规模,年回捕东北林蛙数增至100万~120万只。

  “那时候一方面经济发展落后,林业工人收入很低,另一方面对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视程度也不够。东北林蛙的养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哈尔滨的一名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说。

  1998年起,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禁伐天然林的同时,鼓励林场下岗职工依托林业资源再就业。在东北三省,东北林蛙养殖作为替代性的林下经济之一,得以广泛推广。

  正是在1998年,王宪斌在林业部门鼓励下,从一名林场工人转型为养蛙人。“大伙儿见干这行能赚钱,养的人也越来越多。”王宪斌承包了2000公顷的林地,头三年免费,三年后需要向林业部门交纳每年每公顷2元的林地有偿使用费。如今,这一费用在当地涨到每年每公顷3.5元。

  张朝亮则是在1999年入行的。吉林林学院毕业的他,早年任职吉林省磐石县(现磐石市)特产局副局长。有次调研遇到一位养蛙户,得知对方从承包林场到养殖投入不到2000元,营收却高达15万元,当时月薪只有100多元的他大为震撼。1999年,他辞职下海,走上了养蛙道路。

  2003年,国家林业局首次开列《商业性经营利用驯养繁殖技术成熟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单》,东北林蛙和黑龙江林蛙被纳入其中,这对东北林蛙养殖的规模化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中国,共分布有17种林蛙。不同种类的林蛙生活习性迥异,只有分布在东北的东北林蛙和黑龙江林蛙能够被人工养殖,尤以东北林蛙为甚。“其他15种想要养殖,也必须摸清其固有的生存规律。它们之所以没有被大规模养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济价值不高,就像乌鸡可以做白凤丸,其他鸡却不行。”张朝亮说。

  早年东北林蛙的养殖较为无序。据原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发布的《东北三省中国林蛙资源调查研究》介绍,2004年分布在黑、吉、辽三省的东北林蛙野生种群数量为8.48 亿只,与上世纪90年代的普查结果相比,减少了21.5%~32.7%。这篇研究还提到,东北林蛙数量的减少,有栖息地破坏、环境污染的因素,也有管理不到位、人为干扰的问题。

  成立专业委员会推广养殖

  2006年7月,蛙类专业委员会在黑龙江铁力市挂牌成立。“当年国家林业局对东北三省东北林蛙养殖产业进行了调研,肯定了半人工养殖取得的成就。在此基础上,授权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养殖专业委员会成立蛙类专业委员会。”张朝亮说。他也是蛙类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是一个非营利社会团体,行政上受国家林草局指导。1991年1月,该协会成立了二级机构——养殖专业委员会。养殖专业委员会挂靠在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资源学院,由学院创始人、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建章担任主任。

  “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如果无序、无组织发展,容易乱套,养殖专业委员会起到的规范和引导作用。”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副会长李青文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称,“野生动物种类有很多,我们为了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所以又在养殖专业委员会下成立了蛙类、蛇类专业委员会等分支机构。”

  蛙类专业委员会的核心领导成员除张朝亮外,还有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赵文阁(主任)和东北林业大学教授田秀华(副主任),二人均是研究和推广东北林蛙养殖的学者。

  虽然在中国被养殖的蛙类有牛蛙、石蛙、黑斑蛙、虎纹蛙等多种,但蛙类专业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是东北林蛙的养殖,包括学术研讨、行业调查、技术推广等。

  据张朝亮介绍,蛙类专业委员会甫一成立,便投入到《东北林蛙养殖实用技术》一书的编写中。这本书于2009年由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后成为养蛙人必备的参考教材。此外,委员会还受国家林业局之命,制定了《东北林蛙养殖操作规程》,作为规范化养殖的操作依据。

  在赵文阁等三人的主导下,蛙类专业委员会举办过多期养殖技术培训班,在东北三省评选了二十多个东北林蛙养殖示范基地,并授予吉林省舒兰市“中国东北林蛙养殖之乡”称号。“舒兰林蛙产业走在全国前列,当地林业局专门设了个林蛙办公室,发放许可证和技术培训。”张朝亮说。

  但蛙类专业委员会仍然没有改变东北林蛙的半人工养殖模式。张朝亮提到,2006年一名委员会成员向铁力市两百多名农户推广全人工养殖,但在很短的时间便宣告失败。

  2011年,东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宁方勇、白秀娟等人在《中国林蛙产业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对策》一文中指出,东北林蛙的人工养殖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摸索后,仍然没有完全突破以封山封沟为主、以人的饲养管理为辅的“半山半人”模式,未见值得借鉴和推广的、科学的东北林蛙全人工养殖模式。

  这种养殖方式很难对纯野生东北林蛙和养殖东北林蛙进行区分。有专家认为,“严格来讲,东北林蛙不属于人工养殖种群,应属野生动物。”事实上,人工养殖对东北林蛙野生种群的影响和养殖合法性问题,长期以来饱受质疑。

  即便存在争议,东北林蛙养殖业依然获得了快速发展。“吉林省在‘十二五’期间把林蛙作为八大主导产业之一,每年省财政都拿出500万元作为产业扶持资金,现在又把它列为‘十三五’八大林下经济主导产业之一。”原蛙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田秀华说。她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数据显示,东北林蛙养殖数量目前达100亿只,与之对比,牛蛙、石蛙、黑斑蛙、虎纹蛙等其他蛙类的养殖数量均在10亿只以下。

  张朝亮表示,这些数据是他们向各地林业部门调取资料统计出来的。“东北林蛙是半人工养殖,养殖数量虽然多,但回捕率不到5%,导致东北林蛙的商品量实际上远远低于全人工养殖的其他蛙类。”

  以牛蛙为例,牛蛙是外来蛙种,1959年从古巴引入中国,上世纪90年代开始被大范围推广养殖,用途单一、产业链单一,主要供肉食,各地每斤售价在5元~15元。而相比之下,东北林蛙每斤售价为80元~260元。

  据张朝亮介绍,东北林蛙全身均可入药,卵、籽、肉、骨、皮、脑、油等,都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其中,最为昂贵的雪蛤油,取自母蛙的输卵管,按照品级高低,每斤售价从数千元到上万元不等。

  事实上,东北林蛙从卵到成体都是商品,只不过用途不同。卵和幼蛙的买卖是为了繁育,成体蛙最终会流向餐桌和药品加工厂。这一过程涉及收购商、药品行业、保健品行业、化妆品行业、餐饮行业等,从而构成了一整套产业链条。

  田秀华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东北林蛙养殖户约3.4万人,全链条从业人员约50万人,年产值高达120亿元。“东北林蛙资源的有限性和市场需求的无限性,决定着这个产业将久盛不衰。”《东北林蛙养殖说明》如是强调。

  55号令

  2018年8月25日,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会长陈凤学等人到黑龙江伊春调研东北林蛙养殖业。

  陈凤学在调研中提到,东北林蛙养殖在中国尤其是东北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对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促进精准扶贫、保障人民健康、提高我国中医药核心竞争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受到种源退化、产品单一及管理滞后等影响,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东北林蛙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就在这一年,蛙类专业委员会及其大力推广的东北林蛙养殖业遭遇了一场危机。

  2018年9月19日,央视财经频道以《黑龙江伊春:林蛙下山越冬,遭遇半路拦截“灭绝式”捕猎》为题,报道了黑龙江伊春林区非法捕猎东北林蛙的现象。报道提到,伊春境内的汤旺河、依吉密河、欧根河、呼兰河等流域存在大量的“旱亮子”,“严重的甚至把一座山都层层包围了起来”。

  “旱亮子”是东北方言,指用来捕捉东北林蛙的塑料膜。每年秋季东北林蛙下山越冬时,捕蛙人用一米多高的塑料膜在山腰设置屏障,阻碍东北林蛙下山,以进行捡拾。

  报道认为,这是一种灭绝式的猎捕手段,使用者既有偷蛙人也有养蛙人。央视财经频道的报道还提到,不少养殖户与林业部门通常只有一纸养殖合同书,缺乏法律所要求的种蛙产地证明、检疫证明、市场经营许可等手续,实际上是“以养殖为名,行猎捕之实”。

  报道发出第二天,黑龙江省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坚决禁止猎捕林蛙加强野生动物管理的紧急通知》(黑政办规〔2018〕55号,下称55号令),要求对东北林蛙越冬地、迁徙通道开展专项执法检查,依法拆除“旱亮子”,保证迁徙通道畅通。55号令还提到,要坚决禁止以养殖名义非法捕捉野生东北林蛙的行为,并将2018年秋季至2020年底设为野生东北林蛙恢复期,禁止猎捕和经营野生东北林蛙的活动。

  伊春养殖户崔世强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东北林蛙养殖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55号令限制养殖和回捕,对不少养殖户造成了致命打击。

  为此,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资源学院名誉院长马建章专门给黑龙江省政府写了一封《关于加大行业整顿和规范力度、推动林蛙产业健康发展的建议》。建议信提到,受55号令影响,整个伊春地区养蛙户损失在2亿元以上,全省养蛙户损失在6亿元以上。

  马建章表示,2018年11月18日应部分东北林蛙养殖户请求,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资源学院组织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在座谈中我们发现,‘灭绝式’捕猎言过其实,目前看,林区确实存在违法捕猎东北林蛙的行为,但多是三五成群的散户和个人。绝大多数养蛙户只是捕捉利用已经发育到一定大小的成年蛙,将未成年蛙集中到越冬池越冬,第二年放归至所承包的山林继续成长。”

  针对“旱亮子”的争议,田秀华解释称,这是养殖户回捕东北林蛙的必要方式,“如果不用‘旱亮子’,很难对分散的东北林蛙进行回收。冬季不少河流干涸,东北林蛙找不到水源很容易死掉。跟盗猎者不一样的是,养殖户使用‘旱亮子’时通常是‘抓大放小’。”

  55号令对东北林蛙养殖业带来的影响持续至今。“说我们只抓不养、掠夺野外资源,我们养殖户不服。”伊春养蛙人崔世强反复强调,虽然东北林蛙是半人工养殖,但付出的心血并不少。他说,他所承包的林区东北林蛙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达到了泛滥的程度。

  从“学会”到“产业协会”

  2018年10月,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成立保护繁育与利用委员会,取代了之前的养殖专业委员会。据张朝亮介绍,保护繁育与利用委员会原计划下设17个分支机构,包括已经成立的蛇类、蛙类、雁鸭类养殖专业委员会和计划成立的鸟类、龟鳖类养殖专业委员会等。

  蛙类养殖专业委员会是2019年3月在东北林业大学成立的,取代了之前的蛙类专业委员会。

  张朝亮解释说,之所以更名,“是因为野生动物养殖发展到了相当大的规模,每年产值达到5000多个亿,原来委员会的职能不能适应产业发展的需要了,所以原国家林业局授权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转变养殖专业委员会的职能”。

  据张朝亮分析,这些分支机构原来是“学会”性质,成员以学者为主,工作内容聚焦于学术研讨和养殖技术的规范和推广;重新成立后,分支机构的性质转变为“产业协会”。

  “一个明显变化是,分支机构的领导由原来的学术专家变成了老板。”张朝亮说。以蛙类养殖专业委员会为例,主任一职由此前的学者赵文阁,改为商人张凤春出任。后者是黑龙江省四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该企业的主要业务正是东北林蛙养殖与销售。与此对应,蛙类养殖专业委员会的工作由学术层面拓展到具体的行业服务。

  在运营模式上,新委员会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服务费和赞助费。“对蛙场水准进行评估、提供法律服务、搞培训,可以适当收点费用。此外,我们还帮张凤春收购东北林蛙,用来加工雪蛤油。他拿出来一部分钱赞助新委员会。”张朝亮说。

  “这几年,各个部门都卡你,有了这个组织,我们就有反映问题的地方了,所以我们非常欢迎。”曾受邀参加新委员会成立大会的王宪斌说。张朝亮则提到,新委员会成立后最大的贡献,“就是扭转(55号令)带来的被动局面”。

  《中国新闻周刊》获取的资料显示,蛙类养殖专业委员会成立后,对混养、只抓不养、无证养殖等之前针对东北林蛙养殖的质疑,逐一撰文反驳。此外,针对伊春林草局执行55号令时,在区分野生东北林蛙与养殖东北林蛙上遇到的困难,新委员会组织专家和法律界人士多次研讨,并提出解决方案。

  2月16日,在疫情形势依然严峻、禁食野生动物的呼声高涨之际,蛙类养殖专业委员会在微信公号推出《野生动物养殖是人类祖先的伟大创举》一文说,“因一次疫情就全面禁野是武断的,不科学、不理性,不仅杜绝不了新病毒产生,反而可能会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就人类而言,对野生动物产品的需求从未停止,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成为刚性需求”。

  作为该文作者之一,张朝亮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不认为文章的观点有错”,“仅靠人为限制,停留在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的浅层次思维,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说,文章认为野生动物养殖实质上是保护的另一种形式,不应将保护和利用对立起来。

  东北林蛙养殖业引起的纷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保护”和“利用”主导的两种立场,在野生动物管理中的较量。3月22日,央视财经频道推出报道《林蛙:黑色利益链下隐藏的生态“炸弹”》,再次聚焦东北林蛙养殖议题。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江建平接受采访时提到,半人工养殖的方式,已经对东北林蛙种群的遗传结构产生了严重影响。

  保护界人士与养蛙人之间的争论,难以达成共识。“随着环境问题重视程度的提高,东北林蛙养殖合法化的问题也暴露出来。”前述哈尔滨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认为,“东北林蛙养殖说到底是个专业问题、科学问题,是否应该合法化,需要成立专家组去研究,给出科学结论”。

  王宪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今东北林蛙养殖业已被按下暂停键,他正在等待政策的最终敲定。

  日前,国家林草局下发通知,要求全面整顿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和经营利用从业机构,停止一切以食用为目的的经营利用陆生野生动物活动。

  野生动物禁食令出台后,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邱仁宗、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罗胜联等17人发出联名公开信,呼吁将燕窝、雪蛤油等“不能人工养殖的野生动物制品和衍生品”列入禁食范围。

  张朝亮说,“东北林蛙养殖业随时可能被宣判死刑,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12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编辑:陈海峰】

中小企业距离100%复工究竟还有多远

文章来源:证券日报网

    从76%到100%,距离到底有多远?

    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3月28日,全国规上工业企业平均开工率为98.6%,人员平均复岗率为89.9%,中小企业复工率已达76%。

    如果按照大家最习惯的下载进度条来类比,中小企业复工率为76%,这意味着进度已经实现了四分之三以上,看起来已经胜利在望。但是,如果以更为相似的考试作答模式来理解,最后的四分之一题目无论是难度、所需的时间还是对应的分值都远远超过了四分之一数值本身。笔者认为,中小企业复工如今正进入到攻坚克难阶段,迫切需要政策的快速送达。

    首先,中小企业处于经济“毛细血管”的最末端,感知宏观政策的力臂最长,也最需要定向支持。

    中小企业规模小且接地气,相对应而言,政策的获得感自然较弱。笔者注意到,在目前逾2个月抗击疫情过程中,大量减税降费、支持产业链融资、减免租金、便捷服务等政策其实是直指中小企业的。但是,有些中小企业的感受并不充分,这是因为,中小企业享受政策的前提是复工复产进展顺利。例如,有一定规模的收入才能感受到减税的政策效果,但部分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最需要的在其复工复产前的支持。目前来看,对于这部分诉求的政策定向支持还有进一步增加的空间。

    其次,中小企业距离消费终端最近,在稳健期能够与终端最有效沟通;但是,在市场风险释放期,承受的市场变化最直接、最迅猛。

    事实上,中小企业通常是距离终端消费者最近的商业群体,优势和劣势均较为突出:优点是中小企业直面消费者,因此更了解市场需求,并反馈给供给端;但缺点是其特别依赖于终端消费者,甚至是特定消费者群体。一旦消费市场或特定群体发生重大变化,此类中小企业就可能会面临生存难题。因此,构筑产品或服务门槛,增加获客渠道是中小企业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三,部分中小企业自身的财务结构在疫情之前处于“亚健康”的紧平衡状态,经此一“疫”,更需注意增强对于突发事件的“抵抗力”。

    客观来说,中小企业复工难也有着自身“先天性不足”的原因。对于大多数中小企业而言,其财务结构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且工资、租金、社保、债务本息、货款、物流仓储等刚性支出占比较高,而收入结构和维度则相对单一。笔者认为,经此一“疫”,在政策加持下,中小企业有条件也有意愿提升财务健康,保持合理的流动性和杠杆率。更重要的是,在新经济和新技术的带动下,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可以适当调整业务模式和收入结构,增强自身对于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